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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茶名称的三种不同说法

摘要:安茶是祁门的一种历史名茶,曾经享誉多年。然而遗憾的是,因时过境迁,加之无史料记载,安茶之名称由何而来,一直是个谜。 其谜底,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是仿六安茶制法或借六安茶之名; 二是属安溪绿茶; 三是安徽茶之简称。 这三种说法,似乎都有依据,难辨

安茶是祁门的一种历史名茶,曾经享誉多年。然而遗憾的是,因时过境迁,加之无史料记载,安茶之名称由何而来,一直是个谜。

其谜底,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是仿六安茶制法或借六安茶之名;

二是属安溪绿茶;

三是安徽茶之简称。

这三种说法,似乎都有依据,难辨真伪,没有定论。笔者近些年来对此颇感兴趣,查找过一些资料,进行过不少思考。在此不揣疏陋,谈些肤浅的看法,以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第二种说法,即属安溪绿茶之说,是由著名茶叶专家陈椽教授所提。他在1985年《茶业通报》第1期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说:“1960年《安徽日报》特约(我)写《安徽茶经》,写到祁红生产历史,就据有关史料:祁门原生产绿茶多属安溪绿茶,故叫‘安茶”’。他在此还特意说明:“这本资料现已找不到,待查到即补记”。对此说法,陈教授还说了4点理由。

然而遗憾的是,这本关系重大的资料,陈教授一直没有找到,因此也就没有了下文。而近20余年来,也没有别人找到过。至于陈教授所说的4点理由,我们从安茶生产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知道,似乎并无多大关联。如就目前所知,安茶创制于明末清初,与宋初泉州一带茶事从时间上说应不相干;而余干臣罢官回祁时,安茶早已扬名,陈教授认为此说成立的关键是“最早从广州出口的绿茶是安溪的还是六安的”。据笔者分析,也难以站住脚。因为一种茶叶品种,从其创制时起,按照常理应间隔时间不长就会有确切的名称。而安茶一开始,并不是为出口而专门创制的。从创制到出口外销,其间有一个漫长的市场选择过程,先国内市场而后国外市场。怎么可能当年安茶在国内市场销售时无名称,待其外销出口时才取名呢?因此,无论最早从广州出口的绿茶是安溪还是六安的,均不足以作为安茶取名的依据。

所以,“安溪绿茶”之说,理由并不充分,赞同者寥寥。

第三种说法,即“安徽茶”简称之说,出现稍迟,是解放前曾运销安茶的祁门人程世瑞先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所说。因为是其亲身经历的事,似乎很有说服力,所以此说一出,赞同者甚多。

笔者一开始也十分认同这种说法,然而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发现疑点颇多。其一,这仅是一个人的说法而已,有两层意思,一方面这种说法目前只有程世瑞先生一人提出,没有其它史料证明。另一方面按照程先生文中所说,只是询问了佛山茶行的区经理一个人。区经理可能是业茶行家,但并不一定是茶史专家,对百多年前千里之外的一种茶叶来历,其“茶余酒后”的一句语,会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其二,按照常理分析,一种新产品的命名,应是生产者而不是买家所定。因此,安茶的命名,也应以产区(即都门)生产者为准,而不应以销区(即广东佛山一带)销售者为准吧?其三,理由如前所述,安茶从创制到出口,期间已有不少年头了,难到安茶在运往广东销售前都没有名字,而要等到广东人来命名吗?另外,如区经理所说,因“安徽茶”不合口语习惯和“徽”字不好认,而简称“安茶”的说法太过牵强了吧?明清两代畅销于两广及东南亚地区的茶叶名中,3字的屡见不鲜,诸如普洱茶、乌龙茶(其中四大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亦是3字名)。其四,古代茶名,如与安茶同期的清代名茶中的“徽州松萝”、“敬亭绿雪”、“太平猴魁”等等,前面冠的地域都不是省级范围的,尤其是象安茶这样生产区域局限于一县的更是如此。即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省级范围的茶名,如“闽红”之类,省名用的亦是简称,这才是当年的一种习惯。何以安茶要叫做。安徽茶”而不是“皖茶”呢?

这样看来,第二、第三种说法都难以让人信服。那么,只剩下第一种说法,即“仿六安茶制法”或“借六安茶之名”了。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六安茶的相关历史。

六安茶历史悠久,唐代以来就为人熟知。到了明代,更加有名。明屠隆‘考椠余事)载:六安茶“品亦精,人药最效”。明许次纾《茶疏)中说:“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大江以北,则称六安……名品亦振于南,山陕人皆用之。南方谓其能消垢腻,去积滞,亦甚宝爱。”

清初,六安茶被定为贡品,誉满天下。有一首<竹枝词》生动描绘了当时贡茶情景:“春雷昨夜报纤芽,雀舌银针尽内衙。柳外龙旗喧鼓吹,香风一路贡新茶。”嘉庆九年(1804)《六安州志》云:“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

随着入贡京师,六安茶在北方盛行起来。清代有本笔记《乡言解颐),作者李光庭久居北京,对京师商贾市肆、民俗风物非常熟悉,他在书中“开门七事”条目下,多处提到六安茶,诺如“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古甓泉逾双井水,小楼酒带六安茶”等等,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北京地区徽商们竞相推销六安茶,人们以喝六安茶为时尚的情形。江南诸地,亦以六安茶名头较响。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9回,写到杜慎卿在南京寓所“薄治怀茗”。喝的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说及六安茶。这些虽是小说,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足以说明喝六安茶成为当时风尚。

六安茶还常作药用,上面已提及。此外,清张英<聪训斋语)中说:六安茶“尤养脾,食饱最宜。”饮六安茶对于消除口垢及油腻、消烦解郁去积滞等都具有较好的效用,堪称“药茶”。

至于广为人知的六安瓜片,经多年来茶叶工作者的寻根溯源,对其来历,已有较为可信的两种说法:一是说1905年前后,由六安茶行一评茶师创制;二是说麻埠附近的祝家楼财主,1905年前后为取悦其亲家袁世凯,雇茶工专门创制。上述二说,有一点是非常一致的,即六安瓜片问世于1905年前后,这已是当今茶学界的公论。

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大谈六安茶,是因为其中有不少史实对于我们弄清安茶之名来历至关重要。

持“安徽茶”简称之说的程世瑞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他认为安茶与六安茶无关的一条重要依据是:安茶与他所见的“六安瓜片”从制法到外观,均毫无相似之处。其实,在这里,程先生没有弄清一个简单的问题:安茶确实与六安瓜片无关,因为六安瓜片创制于1905年前后,比安茶不知要迟多少年。但在六安瓜片之前的六安茶,其制法是否与安茶相似,尚需考证。

我们知道,安茶是由“松萝茶”衍化而来的。明清之时,六安一带亦产松萝,清乾隆《霍山县志》中载:“茶……日松萝,仿徽茗之法,但徽制截叶,霍制全叶。”巧的是,六安松萝居然是仿徽州松萝而来。虽说如此,因安茶制法与松萝已相去甚远,安茶“仿穴安茶制法”之说,亦无有力证据,不能定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安茶之名,是“借六安茶之名”,然后简称而来的,其理由是充分可信的。

第一,从六安茶历史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明清时期,六安茶名头很响,畅销于国内外。作为后起的祁门安茶,借其名而出是合乎情理的。上文所引“徽商竞货六安茶”之句,从一个侧面亦证明了这一点:明清徽州商人遍布全国,经营茶叶者众多,他们熟知市场,经营有方,见六安茶如此名头响亮,销畅利厚,将自己家乡所产之茶托名为“六安茶”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商贾促销常法,如祁门红茶创制出来后,亦曾名“祁山乌龙”,而祁红与乌龙茶之间,并无多大关系,可见当年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第二,有人要问,明清以来,名茶有许多种,为什么要借“六安”之名,而不是它名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安茶与六安茶同省所出,地域相近,借名“条件”便利,也容易使人相信。另有一点也不应忽视,即六安茶具有很好的药用疗效,而安茶亦有这方面的功效,颇有相通之处。

第三,这一点也是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祁门安茶生产经营者,即开安茶号的茶商们,都异口同声地认定“六安”之说。上面已说到,新产品的命名,制作者最有发言权。

当年,祁门有专制安茶的茶号数于家,每家茶号都印有茶票,类似于今天的广告单。安茶票上,都有一大段文字,专门说明茶之由来、功效以及号名、地点等相关事项。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安茶票中,均明白无误地写有“六安”字样。试举几例:

素有安茶第一品牌的“孙义顺”茶票上说:“具报单人安徽孙义顺安茶号,向在六安采办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芽蕊,加工拣选,不惜资本。……”另其报单上亦有“六安茶”字样。

“胡矩春”安茶票云:“我华族茶产所在多有,惟我六安茶独具一种天然特质……”;“汪厚丰”安茶票亦云:“本号向在六安拣选丙前上上芽蕊,不惜资本,加工秘制……。”

茶票正文中没有提到“六安”的,仅有少数几家,但在其茶票正文之外的地方,均无一例外地写有“六安贡品”、“六安名茶”等字样,如很有名气的“胡天春”安茶票,就是如此。

如果说安茶不是借六安茶之名,安茶票上众口一辞这种现象是无论如何难以解释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安茶票上所写的“在六安采摘鲜叶”之类的说法,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更是一种借其名头,以显“地道之六安茶叶”的商贾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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